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是和“如何改革”这样的问题分不开的;天则所的第一个重要的研究项目,就是“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问“如何改革”就是在问“如何现代化”。然而很少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即:现代化、尤其是中国现代化的目的是什么?“如何现代化”和“现代化又如何”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现在后一个问题越来越凸显在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提出这样问题的背景,是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人惊奇地发现,不少鼓吹现代化的西方知识分子其实对中国的现代化成果并不欢欣鼓舞;中国人自己也在想,现代化仅仅意味着日子过得富裕一些吗?那些在上个世纪发起现代化运动的先驱们究竟怀抱着怎样的志向?探讨现代化的目的,首先要思考现代化本身。后来的研究发现,现代化并不是像现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一个道德的提升过程,它的一个真实的逻辑基础——社会达尔文主义是缺乏道德前提的,这意味着一国的现代化未必给他国带来好处。一些西方知识分子本能的恐惧表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会怎样地缩小西方国家的优势。如果现代化不能为全人类带来美好的未来,它还会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吗?如果西方国家不肯改变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我们的义务又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是和西方知识分子之间恶言相问,问题能解决吗?世界上的战国规则不变,中国能独立享和平吗?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不能不包含着一个伟大的道德目标:“为万世开太平”。
经济学博士盛洪以一个经济学家的眼光审视中外文化,对世界文明问题给予了深刻的参考。他把过去几年写的相关文字编成集子,称之为《为万世开太平》。